笔铸丹心，文架桥梁——中国红刊传媒创始人黄光宇的写作心路

红刊杂志社编辑部电（孙业腾)在澳门郑家大屋的青砖黛瓦下，一面五星红旗的鲜红格外醒目。《中国新闻发布杂志》特邀策划（编辑）、中国红刊传媒创始人黄光宇凝视着这抹色彩，指尖拂过《红刊》创刊号的封面——正是这青砖与红旗的碰撞，开启了他以文字为媒、传承红色基因的写作之路。

初心：红色基因的澳门回响

我的写作初心，早已刻在童年的故事里。出生于红色革命家庭，祖父口中湘江战役炊事班长用铁锅当钢盔的事迹，如同种子般在我心中扎根。2021年移居澳门后，这片中西交融的土地既让我沉醉于多元文化的魅力，更让我陷入深思：濠江中学老校长杜岚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壮举，叶挺故居里藏着的革命印记，这些珍贵的红色记忆竟多散落在历史的角落，鲜为青少年知晓 。

“澳门需要一本能系统讲述红色故事的刊物。”这个念头彻夜萦绕。彼时的澳门虽洋溢着爱国爱澳的氛围，却缺乏专门的红色文化传播载体。我意识到，写作不应是空洞的口号，而应是对本土历史的深刻挖掘——唯有让红色故事接上澳门的“地气”，才能真正走进人心。创办《红刊》的决心就此笃定，而“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”的使命，也成为我此后所有写作的核心罗盘。

实践：在守正中寻找共鸣密码

创刊初期的写作探索，是一场“历史与当下的对话”。我为团队定下“三真原则”：真实的故事、真挚的情感、真切的共鸣。为了挖掘“红色记忆·澳门印记”专栏素材，我们走访26位澳门老居民，在82岁符老先生珍藏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泛黄扉页中，触摸到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。这些口述史料化作文字，让读者看到澳门并非红色文化的“孤岛”，而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一页。

写作最怕“自说自话”，如何让红色文化既“保真”又“动人”，是我反复琢磨的课题。我们开创“大历史、小切口”的叙事方式：解读澳门施政报告时，不用官样文章，而是聚焦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；讲述革命历史时，不局限于宏大叙事，转而记录普通人的家国情怀。当《红刊》转载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手稿影印复印件后，一位澳门青年读者的来信让我备受触动：“原来民族精神早已融入先辈的创作血脉。”这让我更加确信，写作的真谛，是用可感可知的故事搭建情感桥梁。

突破：技术赋能下的传播革新

时代在变，写作的载体与形式必须与时俱进。我逐渐意识到，文字表述所涵盖的传播表达不是终点，而是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有力起点。在“内容创新、技术赋能”的四维格局指引下，我们开始探索“文字+”的融合写作模式。

在“青年新征程”专栏中，我们不再满足于人物专访的传统写法，而是搭配AI互动课堂脚本——当文字描述的叶挺故居，通过VR技术变成可“走进”的场景，当史料中的红军战士，能通过人工智能与青少年“对话”，文字便有了立体的生命力。2023年“红刊抒濠情”书画展的文案创作中，我们将6幅10米长的长征主题画作转化为文字故事，让艺术与文字相互赋能，吸引3万澳门市民观展，这正是跨媒介写作的力量。

写作更要打破语言壁垒。我们推出中葡双语版《红刊》，在“可亲可敬的中国故事”专栏中，用葡语读者熟悉的叙事逻辑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。当6000多套葡文版丛书通过中葡论坛送往葡语国家，当“红刊会客厅”的访谈在脸书、Instagram引发热议，我看到文字跨越国界的可能——写作既要保持中国底色，更要学会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说话。

远行：从澳门窗口到国际舞台

四年笔耕不辍，《红刊》已发行二十余期，但我的写作心路仍在延伸。2025年在马来西亚设立首个海外编辑部时，一位汉学家的话让我铭记至今：“你们正在做的，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精神的伟大事业。”这句话更坚定了我“立足澳门、背靠祖国、面向世界”的写作方向。

如今，我的写作计划里，既有“大湾区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库”的文字注解，也有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的《龙虎门》红色短剧IP脚本；既包含“敦煌艺术与红色文化联展”的国际传播文案，也涵盖“国史进校园”的青少年读本编写。这些写作实践始终围绕一个核心：让红色文化从“静态展示”变为“动态体验”，从“澳门叙事”升级为“国际表达”。

站在濠江之畔回望，从创刊号上那抹青砖与红旗的配色，到如今多语种、跨媒介的传播矩阵，我的写作心路始终与“文化润澳”“国际传播”的时代命题同频共振。正如我常对团队说的：“写作既是记录者，更是建设者。”未来，我仍将以笔为犁，在红色文化的沃土上深耕，让文字成为连接澳门与祖国、中国与世界的精神桥梁。

编审：刘鑫闻 王正义

责任编辑：孙业腾 赵道远

版权声明：本作品著作权归红刊杂志社独家所有，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。

文章来源：红刊杂志社